贾庆国：老问题又被放大了，如何让世界对中国的崛起放心

最终，随着年末特朗普首份国家安全报告的落地，让人不得不直面两国关系的新阶段：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挑战大于机遇。反复波折之间，既有特朗普本人的执政风格所致，更多的是两国的相对力量和互动模式发生了变化。

《财经》记者 袁雪/文 靳丽萍/编辑

2017年的中美关系走出了一个M型的波折曲线。

年初时，特朗普在竞选中对中国充满攻击性的言论是笼罩两国关系的阴云；随后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的会面，以及随之为落实领导人会面结出的百日计划早期成果，为特朗普时期的中美关系拨开了一些云雾，无论是高关税，还是汇率操纵国都没有被他付诸实现。到了年中，两国在首轮中美经济会面对话的无果而终，特朗普开始提出对中国的301调查，两国关系又陷入紧张。随后一场高调的、让客人赞誉不止的访华接待，一度又把两国关系带入高点。最终，随着年末特朗普首份国家安全报告的落地，让人不得不直面两国关系的新阶段：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挑战大于机遇。

反复波折之间，既有特朗普本人的执政风格所致，更多的是两国的相对力量和互动模式发生了变化。

就此，《财经》记者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进行了深度专访，谈及两国关系的质变、地区博弈，以及中国应该如何再次思考，让外界对中国崛起放心的问题。

中美经济发展模式之争会更突出

美国政府内外现实主义的声音在加强，现实主义成为政策精英的基调

《财经》：特朗普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主流态度？会对今后的美国对华政策有哪些指向性？

贾庆国：这份国家安全报告涉及到中国的部分负面成分比较多，中国比以前更大程度上被设想为敌人，认为中国在挑战现行秩序，挑战美国的利益，试图把美国从亚太、至少是从东亚地区推出去。这反映出美国有很多人对中国的担心——中国崛起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判断是挑战大于机遇。

但这份报告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完全反映特朗普本人的看法。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特朗普讲话看起来更积极一些，包括他对习主席的赞誉，还有对中国政府维护自己老百姓的利益所做工作的承认。当然特朗普对中美关系的现状不满，认为中国占了美国便宜，但这是他一惯的看法，认为由于他前任们的无能，全世界都占了美国的便宜，他要做的是逐个摆平。所以相对来看特朗普的看法要更积极一些，希望通过对话和谈判，当然也包括施压来纠正其前任造成的问题。

报告暴露出特朗普政府内部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但同时也反映了美国政府内外现实主义的声音在加强，现实主义成为特朗普对外政策精英的基调，这个报告更多反映了这种声音。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崛起更多被认为是对美国的威胁，美国有必要加强与盟国的军事合作来抗衡，这与小布什政府前期的新保守主义观点接近。

这样一种声音在美国政府内部处于上升态势，甚至于不顾与总统保持一致。总的来讲，报告的基调对中国是不利的，当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落实是另外一回事。 

《财经》：具体来说，您认为矛盾爆发点会在哪里？

贾庆国：中美关系现在处于非常不确定的状态，美国政府内部存在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政府外部很多以前主张积极发展与中国关系的人对中国表示失望，认为中国没有朝他们所期待的方向发展。他们以往认为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会在价值观或者政治上和他们的观点趋同，而最近一些年他们感觉到不仅不是趋同，还渐行渐远，最近还发现中国在输出自己的发展观。

中美关系的负面因素挺多，挑战挺大。中美之间的一个新挑战是老问题被放大了，如两国发展模式的差异问题，美国实行的是市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中国实行的是政府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过去美国对中国实行自己的发展模式不重视。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只会导致经济上缺乏效率，而且当时中国经济规模较小。但未曾想到的是中国发展如此之快，规模也变大了。所以，美国人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现在去美国访问，智库的担忧是中国的工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他们认为这个扭曲了市场竞争，使中国企业占优，所以中国应该放弃。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个发展模式非常有效，需要长期坚持，不可能放弃。

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过去一直是中国适应美国的发展模式，包括市场化改革等。现在可能到了一个不仅是中国适应美国，而美国也应该适应中国的时候。但是美国做老大做惯了，很难去改变自己的发展模式，所以中美间关于经济发展模式之争，未来会变得越来越突出。

美国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它无法管理好国内的事情，只好常常通过管理外部的事情来解决国内问题。例如无法管好国内的毒品问题，就在拉美进行缉毒；移民问题难解决，就要在美墨边境建墙。经贸问题亦是如此，以消费为主的经济结构无法调整，制造业生产成本太高带来的失业问题无法解决，于是就要求其他国家自律，削减对美国的出口。

特朗普贸易理念：陈旧的重商主义

中国需要做的是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都可以平等竞争

《财经》：经贸问题已成为现阶段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但特朗普力推的贸易逆差问题也被不少人诟病，认为并非核心问题。

贾庆国：特朗普政府在经贸问题上秉持了18世纪的重商主义，试图通过给其他国家施压来平衡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但这种逆全球化进程的做法，是违背美国利益的。其实，中美贸易完全平衡对美国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这是因为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里面，包含了很多中国从其他国家，包括从美国进口的技术和零部件。如若达成中美贸易的完全平衡，中国就需要大幅削减进口，这会给国际贸易带来什么影响？这会给美国带来什么影响？我认为负面影响可能要比正面影响大。

（现在可能到了一个不仅是中国适应美国，而且美国也应该适应中国的时候。但是美国做老大做惯了，很难去改变自己的发展模式，所以中美间关于经济发展模式之争，未来会变得越来越突出。图/视觉中国）

特朗普想利用美国的强大，通过谈判获得利益，短期内这是可以做到的。但从长远角度来说必然损害美国的利益，因为这样做会削弱国际秩序。而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只能通过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身利益。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代表的是一种短线思维，美国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全球化对美国来说利远大于弊，认为过度讨论贸易赤字问题没有意义，尤其是在双边这个层面上来讨论更完全没有意义。

《财经》：除了贸易逆差的问题，美国不管在国家安全报告还是在贸易调查的实践中，都把知识产权问题作为一个焦点，这个问题会如何发展？

贾庆国：国安报告中重点提出的知识产权问题，在中美间是一个老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个问题有些被夸大。中国近年来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已经有了很多进展。以往中国没有竞争优势，只有通过模仿才能起步，对知识产权缺乏保护问题确实存在。但中国现在已经意识到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那就是只有保护好知识产权创新才有动力，才可能谈创新型国家。中国国内对此的呼吁或许比国外还要更大，所以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过去，美国与很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现在的印度都有过这方面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发展程度不同造成的。

《财经》：这几年都有一种趋势，曾经积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商界越来越多地提出不满，包括对中国经商环境、市场准入等的批评，这个团体不再积极发声，对中美关系的稳定意味着什么？

贾庆国：美国企业的态度改变有几个原因，一是外国企业过去在中国享有优惠，现在实行国民待遇这些优惠措施不给了；另一个是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不满；再有就是对中国政府的鼓励自主研发政策有意见，如合资企业在中国所进行的研发没有被包括在自主研发之列，外国企业感到受到歧视；最后对某些强制技术转让的做法深感忧虑。

我觉得中国最需要做的是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这样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可以平等竞争，长远来看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现在有一些做法会去回应激进民族主义的一些诉求，导致政策的偏差，是短视的。

《财经》：看起来美国企业的不满多少有些结构性问题在其中，也难以短期内改善。那么今后在中美关系中什么力量可以扮演纠偏的角色呢？

贾庆国：在中美关系中，以往那种由一个主要的势力来推进双边关系或者阻止关系恶化的情况可能以后不会有了。在两国的经贸利益和其他方面的利益已经交织成如此程度的情况下，两国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可能需要更加平衡、更加务实。

特朗普是真心希望调整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但他上台后并没有把竞选时的口号付诸实现，我认为是他还是妥协了，不想大打贸易战。毕竟两国的利益关联太大，贸易战只会导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结果。

印太战略各国积极性不同

印太同盟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也有很大疑问

《财经》：国安报告中在亚太地区章节，用的词语是“印太”地区，这是否是对“印太战略”的呼应？文中印太战略通过强调民主国家这个共同的价值观来强调合作的必要性，是否可能成为美国在亚太再平衡之后的地区战略？

贾庆国：报告中提到的印太战略，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战略，这与特朗普的想法存在区别，特朗普不太强调价值差异。

印太同盟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也有很大疑问。印度是一个独立性很强、对国际合作带有很大疑虑的国家，印度在与他国合作时经常表现出犹豫。澳大利亚虽然也纠结但其思路更清晰一些，澳大利亚始终在平衡两个关系：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和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目前占上风的是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待世界，主张加强与美国联盟共同抗衡中国崛起造成的“威胁”，但这种态势随时都可能会变。日本是其中比较积极的国家，之所以积极是日本觉得中日在历史问题、领土争议、海洋权益的争议是无解，两国关系无法从根本上好转。虽然日本最近也表现出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期待，但还是觉得要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以及推动英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的准军事同盟更靠谱一些。

日本和美国是印太战略中比较积极的国家，澳大利亚的积极性渐高，印度暂时表示出愿意合作。未来这个同盟会怎样取决于很多变量，中美关系会如何走，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如何演变，今年是中日和平条约签订40周年，应该会有比较好的氛围，但中日关系随时都会受到历史问题和钓鱼岛等问题的影响，所以现在还很难判断。

《财经》：一些美国的学者和前官员对国家安全报告提出了质疑，认为无非就是在喊口号，缺乏执行的手段，中国应该如何解读这份报告？

贾庆国：报告体现的更多是政策意向，向哪个方向倾斜，随着时间变化而形成一种政策演变的趋势。报告中所提及的美国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是否会单方向往这个方向发展，可能还需要看中美之间的互动，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短期来看，发展趋势是不利于中国的。

怎么理解新型大国关系

根本上就是把对方的资源利用好，和平共处，共同寻找繁荣的机会

《财经》：在以往的相当长时间，对中美关系的判断都是不会太好，但也不会太坏。现在看起来已经不能再以这个特点来概括，中国应该如何调整对美国的政策？

贾庆国：中国还是需要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我认为建构新型大国关系是对的，其内涵“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符合中美两国根本利益的。

第二，在处理两国关系时，需要考虑如何让美国人对中国放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不冲突、不对抗”，但经常出现在一些国内媒体上的则是中国又生产了某种武器装备，目的是为了应对美国某种武器装备，似乎美国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样的信息也会被美国接收到，因此增加了对“新型大国关系”提法的疑虑。美国到底是不是我们的敌人，我觉得不能内部讲一套，外边讲一套，内外可能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和做法。

“二战”结束时，美国就已经意识到，只能通过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它是一个超级大国，没有人能帮助它维护这个秩序。但维护国际秩序又是一个成本极其高昂的事情。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里写道，历史上，超级大国都是被维护国际秩序拖垮的，而不是被崛起大国打败的。

面对这么高的维护成本，美国采取了三种做法，一是加强和扩大冷战期间形成的军事同盟体系；二是建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三是跟别的国家建立各类合作伙伴关系。通过这三种办法，美国鼓励别的国家协助维护秩序。目前来看，这种做法还是比较成功的，战后70年美国仍然是老大，并没有被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所拖垮。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关系应该是一种合作维护国际秩序的关系。对于美国而言，中国块头越来越大，如果有中国合作，能够大大减轻美国维护秩序的负担。对于中国而言，在美国强大的时候，把美国维护秩序的积极性保持住，以便尽可能地搭便车。当中国真的强大到超越美国的时候，把美国这块资源利用好帮助中国来维护秩序。

中美之间所谓新型大国关系，从根本上就是把对方的资源利用好，和平共处，共同寻找繁荣的机会。但现在双方很多人仍是从冷战的角度去考虑中美关系问题，使得习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个很好的理念得不到很好的落实。 

《财经》：美国在亚太地区维护秩序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与地区相关国家结盟或加强合作，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都会强调与地区国家的合作，中国在地区的政策是否也需要考虑相应的调整？

贾庆国：对于中国来说，重要的还是要把地区局势稳定住，有更多的时间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竞争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进出”的权利，也就是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方式得到需要的东西，包括国外的人才、市场、技术和资源，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实际上就是走了这样一条良性扩张的道路。

中国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可能需要转变思路，首先我们和相关的国家在维护地区稳定、维护海洋秩序方面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其次对于有争议的领土和海洋权益，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有争议的领土是不是核心利益？如果是核心利益，就要通过包括武力的方式来捍卫，是不能让步的。鉴于历史上包括中国的许多国家在边界谈判中都多少做出过让步，显然不能算核心利益。既然不是，就应该管控好，在管控好的基础上进行共同开发，即使无法共同开发，也可以搁置，两者都要比对抗的成本要低。

中国在外交上需要转变思路，不能再像一个弱国那样考虑问题，要从一个强国，一个未来超级大国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们要的是这个世界，而不是急于解决某个具体有争议的领土。如果我们能够管控好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就在世界获得了更大的腾挪空间，“一带一路”倡议就可能得以更好的实施，东南亚国家也不至于对中国那么敏感，印太战略可能也很难推进。

这些年国际上对中国的崛起焦虑上升。2008年以前，你问东南亚国家怎么看中国的崛起？他们会说中国的崛起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机遇，当然也会补充一句，同时也是挑战。中国是东南亚的邻国，块头如此之大崛起又如此迅速，东南亚又是中国威胁论起源最早的地方之一，对中国的担心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不能不说中国做的漂亮。但之后发生了很多问题，东南亚国家现在对中国的看法首先是挑战，然后才是机遇。

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可能也需要反思，那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在中国继续快速崛起的过程中，让世界对中国的崛起放心。只有世界对中国放心，中国才有可能和平发展，才有可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首刊于2018年1月8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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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黄姝静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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